法務部的人權水準（林峯正）

會見律師應予保密
綜合以上數則法規可知，律師與被告間的談話內容，監所人員不僅只是在場而已，其等勢必聽聞內容，否則何能判斷是否「有關被告訴訟進行事項」，或有無「不正當之言行」。進一步言之，除了聽聞以外，應有記錄或錄音，否則又如何能呈報檢察官或法院，作為偵查或審判上的參考。不幸的是，以上並非推論所得的結果，也是我國現行羈押實務的執行方式。甚至有法官就是引用監聽所得資料作為證據，判決被告有罪。質言之，在場、記錄、錄音，樣樣都來。
在2009年的現在，應該沒有人會否定一個被指為犯罪嫌疑人的被告，應有律師協助的權利，這也正是前開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」所揭櫫的人權標準。然而，律師要為被告提供法律意見的前提應為被告在他人無從知悉，完全私密的狀況下，將案件事實全部告知律師，此時受任的律師才能根據事實提供最有利於當事人的法律上意見。以上對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基本假設，在我國現行「全都露」的羈押制度下，已注定英雄無用武之地，難怪有人戲稱，如果制度不改，乾脆廢除台灣的律師制度算了。
好在，農曆新年前上班的最後一天，大法官會議送給大家最好的新年禮物，那就是第654號解釋，正式宣告《羈押法》第23條第3項及第28條規定，因違反《憲法》第23條及第16條，自2009年5月1日起失效。

落後國際超過50年
1946年公布施行的法律，直到超過60年後的今天才被宣告違憲失效，也正式宣告台灣人民開始有機會可以享受1955年的聯合國人權標準。可以這麼說，我國與國際人權標準的距離超過50年。
可笑的是，法務部近幾個月來不斷的對外宣稱，會對於飽受外界抨擊的《羈押法》進行調整。適巧在釋字第654號解釋出爐的前夕，法務部公布《羈押法》修正草案，仍未將律師與被告間會面的限制移除，反而更形明確地規定得由法官、檢察官指揮看守所人員，應在「眼能見且耳能聞的位置監看」，並於接見後方「記錄」其談話內容，並得「錄音或錄影」。
另又將同法施行細則第83條有關辯護人與被告接見及通信之內容，應以有關訴訟進行事項為限，並不得有不正當之言行等規定，移置於草案第65條。法務部此舉無異公開違背大法官解釋意旨，更是開人權倒車的惡劣行為。
法務部長期以來對於國際人權標準及我國《憲法》的規定視而不見是鐵一般的事實，這次又要選擇無視於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恣意而行嗎？

作者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、律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