談談瑞典的故事（楊茹惠）

銀行承擔股價損失
鑑古知今，讓我們回顧1990年代初期的瑞典。當時，瑞典也遭逢金融風暴，銀行面臨全面國有化。但關鍵性的差異在於：銀行須依據當時市場，減低資本帳面價值，反映虧損，承擔股價上的重創損失，爾後，政府才開始進行注資國有。這是瑞典政府，對銀行提供任何紓困金援的先決條件。反觀近期英美紓困案，政府並沒有提出如此要求，只一味提高公共負債來填補銀行的巨額損失。英美紓困案作法，卻相近於1990年代已證明失敗的日本政策。
而瑞典模式，因銀行資本重估減值，原先的股權嚴重被稀釋，在既得利益者當道的美國，也難怪執行起來舉步維艱、阻礙重重。
瑞典模式的另一大特色，便是在國有化後，將所謂的「問題資產」從各銀行中分出，再將它們集中成一個大型的「問題銀行」，讓除去不良資產的優質銀行迅速恢復活力。花旗銀行在今年1月宣布一分為二，花旗公司Citicorp和花旗控股Citi Holdings，單一集團規模不同，但原則雷同。
這次金融危機，多數問題資產出自衍生性金融商品。國有化的另一大好處，是能在技術上重整問題資產。假設一項衍生商品的交易案，造成一方巨額虧損。買賣雙方原屬不同銀行，但銀行國有化後，政府成為單一股東，此時相當多的衍生商品交易案將有機會終止，甚至取消。
歐美銀行問題重重，國有化無可避免。金融產業需要政府積極主導，進行系統性大規模重整，而非消極被動，等候下一個問題銀行請求紓困。銀行最大的資產在於聲譽，成就銀行的是群眾對於它的信任，但水可載舟，亦可覆舟，這次金融海嘯證明如此。國有化有助於重建市場對金融產業的信心，加速平息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傷痛與不信任。
我並非對國有化抱持一面倒的態度。銀行國有化是中短期解決之道，長期而言，金融機構仍須回歸私營，以確保最佳競爭力和效率。過長時期的國有化，將導致銀行結構僵化。我們借鏡德國：德國堪稱歐洲國家中，銀行數目比例最為嚴重過剩的國家，毫無競爭力的產業結構，消蝕利潤，損失的是全體納稅人。
英美銀行體系，與德國相反，過度集中在少數大型銀行手中。這現象加深系統性風險的威脅，一個錯誤，便足以引起區域性、甚至全球性的骨牌效應。國有重整後的再度私有，不應繼續維持如此集中的產業架構，應朝業務、功能充分分工的合理規模發展。
當系統性風暴出現，單一力量不足以有效遏止，政府的介入、主導、重整是最強而有力的力量。非常時期，政府扮演保障多數人利益，穩定大局的關鍵角色。

成功切割問題資產
1990年代的瑞典金融風暴，規模雖不及這波金融海嘯，但瑞典政府及時扮演關鍵角色，首先要求銀行減資反映虧損，注資保障存戶，並成功將問題資產切割，全面重整銀行業，最後，再次出讓股權，完成私有化。他們走過的歷程，曾面臨的割捨抉擇，不該因規模不及當今，而被輕視忽略。他們的故事，確有我們值得借鏡之處。

作者為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、比爾-梅琳達．蓋茨基金會學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