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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欄 》＜美國與世界＞：我和布希總統的談話 （柯翰默 Charles Krauthammer）
過去150年間，美國戰爭時期總統大多於就任（或連任）之際，對於即將爆發的戰爭都已心知肚明，特別是林肯、威爾遜和羅斯福總統。但布希（George W. Bush）總統卻不然，反恐戰爭卻不然，911攻擊突如其來，出人意表。
事實上，從柏林圍牆倒塌到911事件間歷經的三場總統大選，堪稱20世紀最缺乏外交政策辯論的選戰。如今成為選戰主軸的三軍統帥問題，在1990年代幾乎可說是不存在的。
等候最終歷史平反
我在上周一訪談中，請教布希總統對這個怪異現象的看法。他回顧自己在2001年初就任時，預期總統任期將不外乎是教育改革、減稅和軍事改革，把軍隊從冷戰時期結構，調整為更能適應21世紀小規模衝突的靈活部隊。
但他卻成了戰時總統，歷史也將如此記載和評定他的功過。許多書籍卻早先歷史一步，已經開始評定功過。最新一本由伍華德撰寫，將我們的三軍統帥描寫得異常冷漠而疏離。但若由較友善的傳記作家執筆，或許會稱他沉著穩重。
在我與總統訪談的一小時內（多半用於談論外交政策），這種沉穩的跡象無處不在，這不是因總統任期進入最後階段而麻木放棄，而是等候最終歷史平反的平靜和自信。
正是這種特質讓他在面臨政治體系（來自兩黨）、外交政策體系（由效率低落的伊拉克問題研究小組主導）、軍事體系（如伍華德所記載的）和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，仍然下令增兵伊拉克。而增兵也帶來美國戰爭史上，自1864年夏天以來最戲劇性的局勢改變。
此種決心出自內在的堅毅不拔。有些人主張，就是這種過分剛愎自用，導致我們陷入伊拉克泥淖。但布希當初做決定時並不是獨斷獨行，他擁有多數公眾輿論、政論和國會的支持。此外，歷史也尚未對伊戰蓋棺論定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伊戰比預期來得更長久更昂貴，但問題是伊戰的可能結果──把位於中東心臟地帶、心懷不軌的侵略性敵國，轉變為反恐戰爭中的戰略性盟友──究竟值不值得。我猜想最終定論，會遠比當前答案更肯定。
和杜魯門極為相像
布希總統確實保障了我們七年來的安危，這已比911當時大家認定的多了六年半，當我問到這個問題時，他立即把成就歸功於阻止敵人伺機而動的海外駐軍，以及鞏固國內防禦能力的大批執法和情報官員。
但他也略微提及他採取的措施，包括「竊聽敵人」和「訊問意志堅定殺手計劃」。中情局讓我們明白，審訊諸如卡利德等高價值恐怖份子，遠比其他來源更能取得有價值情報。論及這些措施時，布希既沒多說其功效的證詞，也沒多談其引發的抹黑攻擊，仍然是一派沉著穩重。
然而，讓總統露出得意之色的是，他除了防止美國遭受第二次攻擊，更留給下任總統各種權力和機制，足以防止進一步攻擊，以及成功打長期戰。確實如此，他留下國土安全部，一個改組後可以分享情資的情報機構，以及提供現代化廣泛竊聽權力法源的修正版海外情報監聽法案。
從這個層面說來，布希跟杜魯門總統極為相像。杜魯門發展了新時代的戰爭主要支柱（國防部、中情局和國安局）、擴大總統權力、建立積極干預海外情勢的新政策，最後同樣也在美國未受攻擊狀況之下，參與一場非常不得民心的戰爭（韓戰）。不得民心的杜魯門在噓聲中下台，惡評如潮，但歷史已替他平反。我絲毫不懷疑，布希將會得到同等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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