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外省人」的優越感出於自發性者少，大抵為少數統治階層鼓動而出，一方面透過教育形塑「外省人」比較「高級」的「價值」，例如打壓台語；另一方面則透過以特權為本質的「供養制度」做為其優越感的物質基礎，這才是根源要害。

兩蔣四十年威權統治建立的「黨國供養制度」，配套完整且盤根錯節，當時對隨蔣家遷台的軍公教家庭與人員，每月發給糧票、油票等生活配給，孩子就學有教育補助，更不用談犖犖大者的十八％優惠存款。許多既得利益者今日以當年軍公教清苦為由視為補貼，其實與「本省」的地主相較或許如此，但比之當時社會上更廣大的 台灣勞農階層，這種自辯完全站不住腳。

在求職上，例如為國民黨權貴子弟量身訂做的甲等特考，成為留學返國後直取高官的直達車；高考設置三十五省的省籍錄取配額，以優先取用「大陸各省」子弟；軍隊與情治體系以「忠誠」過濾壟斷之外，並以軍人特考協助轉佔文職，如此在人才進用上的種種不公平設計，使得「高級的外省人」在謀事的競爭基礎上先人一著。現在政壇上所謂的「外省菁英」們，從馬英九以降，當年曾靠「特考」走後門鑽小洞的，如過江之鯽。

國民黨要穩定這種「黨國供養制度」，當然要有一套對這塊土地與人民進行剝削的經濟制度，例如當時對農村的肥料換穀及稻穀收購制，就是一個很大的題目，一方面在必要時穩定糧價，另一方面剝削農民來照顧軍公教體系。

在這樣的「黨國供養制度」下，階級自然而然形成，「外省人」佔最上層，若干進入這個制度內的「本省人」其實被放在底層，這群被供養者的優越感因而叢生，缺乏自省者甚至鄙夷被剝削者。至於不在「供養制度」之內的廣大人民，則在物質與精神上淪為雙重弱勢，直至今日還要被一句「高級的外省人」的「反諷」二度傷害。

諷刺的是，「黨國供養制度」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，尚未根絕，繼續危害民主品質，國民黨選前一套，選後死抱龐大黨產不放，以持續吸吮不公平競爭的甜頭，正是「范蘭欽」最可怕的遺緒之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