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紀初的日本，小泉純一郎在位5年5個月，非常「意外地」成為戰後僅次於佐藤榮作與吉田茂的長期政權。然而，與戰後日本的其他自民黨保守政權相比，毫無疑問地，小泉政權是一個極為特異的存在。同為東亞國家，以民意作為後盾的民族主義型民粹政治，在南韓及台灣都司空見慣，然而在奉行「組織統治」的日本，小泉卻非得利用此一政治手法，否則難以遂行其政治目的。再者，例如近年來流行於小泉政權時期的「官邸主導」、「首相支配」等語，所代表的由上而下型的政策決定過程，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中不但一點都不奇怪，甚至還廣受民意的期待，但在日本卻被認為是小泉個人特有的政治手法。
內外勢力全力反撲
因此，就某種意義來說，日本的首相很難成為強人，日本政治圈也並不期待強人首相的出現。然而，事實上小泉成為日本戰後政治史上少見的強人首相。他的繼任者安倍晉三不是，剛剛辭職下台的福田康夫，當然也不是。安倍和福田與小泉同屬自民黨舊森（喜朗）派，並前後在小泉內閣中擔任官房長官（內閣秘書長），一貫支撐小泉的構造改革路線。但是，小泉下台後的兩年內，兩人先後組閣，卻也又接連在非自願且未經眾議院解散改選的狀況下被迫下台。毫無疑問地，這代表著安倍與福田不具有小泉般的民粹人氣，而隨著首相政治力的弱化，政權內外各方勢力對小泉構造改革路線的反撲也隨之而來。
因此，福田之後的新政權如何調整小泉時代的構造改革路線，絕對是觀察今後日本政經走向的焦點。
小泉時代在新古典派經濟學的大招牌下，喊出「民間能做的就交給民間去做」、「伴隨苦痛的改革」、「沒有改革就沒有成長」等口號，積極進行自由化、民營化、縮小財政規模等右派的經濟政策。然而，去年7月底，安倍政權下的參議院改選自民黨大敗後，被認為是小泉構造改革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、非正式僱用激增、自殺率上升、社會連帶感及道德感低下等社會問題，開始成為聯合政權各路勢力攻擊小泉路線的理由。
福田下台早已流傳
福田政權末期，為了政權的延命，竟然毫無節操地放棄財政健全化的目標，向左急轉，提出了超過1000億美元規模的振興景氣擴大內需法案。結果，嗜血的市場對於福田臨死前的掙扎，毫不思索，一概拒絕反應。
雖然，台灣的媒體多以「無預警辭職」或「閃電辭職」來定位福田政權的瓦解。不過，早在今年3月，日本銀行總裁人事案難產時，福田會在7月的北海道洞爺湖高峰會後下台的臆測，即已在政界流傳。劇本如下：高峰會後福田下台→進行總裁選舉，自民黨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→新首相選出→立即解散、改選眾議院→自民黨勝選，以新民意突破政治僵局。
新閣難逃過渡政權
在視組織存續高過個人利害的日本政治文化中，上述正在進行中的劇本極可能成真。只是，眼前不管眾院解散與否、自民黨勝選與否，如無大規模的合縱連橫出現，參議院在2010年改選前仍將由非自民黨勢力所控制。所以，自民黨無論推誰上台組閣，都難逃過渡政權的性格。唯一可以預知的是，日本政治的妥協性與曖昧性將更被強化，而世紀初敲鑼打鼓撼動日本政經結構的「小泉革命」，也將在妥協與曖昧的政治運營中煙消雲散。
作者為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、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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