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入學放榜，醫學院還是學生的最高志願，數十年如一日。這項源於日本殖民時代的風氣，歷久不衰，實在是有特殊的社會意義。
台灣醫界不像西方醫界只是專業醫生，還擔負社會進步的責任，因此醫生關懷政治，對政治採取立場的很多。這個傳統也造就了醫生崇高的社會地位。可是，這個現象正在逐漸改變。新一代的醫生已淡出政治，對社會也無意介入改變，自覺的社會地位也沒有上一代高。他們毋寧在與健保的辛苦鬥爭中，費心於如何獲取較多的利益。
現實磨蝕救人抱負
醫生的養成教育很漫長艱苦，只有第一、二年的通識課程還有機會思考自己的人生意義；第三年以後的基礎醫學課程就會讓學生手忙腳亂；五、六年級的實習和臨床，學生已經來不及找尋自我，因為換跑道的成本太高了。
等好不容易畢了業，考上醫師執照，接著就是住院醫生訓練，再考過專業醫師執照後才能成為主治醫師。若要成為名震杏林的高收入名醫，還要經過多年的努力與好運。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，原先濟世救人的理想將磨蝕得差不多；而被有些病患控告的打擊，也會使充滿抱負的年輕醫生灰心喪志；於是慢慢養成冷漠、怕事、敷衍、推托的習性，醫師的光環便退色為面目可憎的郎中。
急功近利不教人文
近年來，台灣也反映西方醫學界的潮流，加強對醫學倫理和人文素養的教育；可是效果有限。美國良好的醫學院都在研究所，大學沒有醫學系。大學時修習生物、化學等與醫學有關的學分，畢業時才可申請醫學研究所。因為大學四年是通才教育，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知識都要涉獵一些，因此自然科學、生命科學、社會科學、人文學都需修習。但在台灣、中國，學生一進大學就學醫，其他像是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社會等知識只懂皮毛，如何希望他們有人文修養？
急功近利的教育造成念社會、人文的學生不懂自然科學；讀理工的不懂人文社會，每個人的知識都殘缺不全，對生命和世界的看法如何周全飽滿？如何培養醫學院的學生認真看待人生的核心價值？如何對台灣醫界做出人性化的改變？這些都應審慎思考，以免浪費了全國優秀青年人的可貴青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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