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廣場是否再改名為中正紀念堂乙事，隨著馬英九當選總統，各方意見紛紛呈現。類似此種爭議，還有國營事業及歷史教科書的編寫，究竟走向何方，牽動著國人的兩種歷史記憶，民進黨政府未妥善處理，現在即將留給馬英九主政的新政府傷腦筋，也考驗新政府有無足夠的智慧建立命運共同體。
據馬英九發言人羅智強表示中正紀念堂改名並不是急迫之事，未來將依合法程序進行。惟當初中正紀念堂改名受到批評，重在其法律程序的瑕疵，手法粗暴，但在實質上並非毫無道理。將一切問題以法律處理，是法律人慣性思考，並非全對。按法律有其限制，並非萬能。在國家（state）的施政固然講求法治、理性與邏輯，但國族（nation）的集體記憶喚起民眾的情緒與認同，此並非法律所能解決的精神世界，後者能使國民產生彼此利害與共的感情，並奠立政權的正當性。兩者有所區別，但若運用得宜，並非不能相輔相成。中正紀念堂改名乙事就是牽涉國族的集體記憶，對於整合台灣是重要且嚴肅的大事。
近20年重新詮釋
若吾人省察過去六十多年來台灣社會，存在兩種歷史記憶，卻一直未作合理調適。出生在1949年以前的多數本省籍人士，接受日本統治，經歷其現代化的建設但身分歧視的過程，也目睹國民政府在228事變鎮壓人民的事實，視政治為畏途。相對地，同時期的少數外省族群經歷抗戰、國共內戰及逃亡來台，擁有反共與仇日的記憶，由於當時的部分外省籍軍政領袖統治台灣，以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，宣布戒嚴，並以大陸民代為法統，遂以其歷史記憶為主流。在此時期，本省人在政治上受到壓抑，其歷史記憶不受重視。
1987年解嚴後，李登輝前總統與陳水扁總統前後執政20年，逐漸將歷史記憶轉以台灣史為主，尤其2000年政黨輪替後，民進黨政府修正歷史教科書，而制定、修正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及推動公投入聯，無一不是重新詮釋國族的集體記憶，使過去被壓抑的台灣本土歷史記憶變成主流，惟此期紛亂的民主人權經驗鮮明地存在人民的生活中，馬英九是國民黨政治袖中少數耕耘台灣歷史記憶者，此從其勤與228遺族對話溝通自明，但民進黨主導的歷史記憶有意將中國妖魔化，在選舉時將外省人包括其第二代喻為他族的中國人，受到許多人批評，亦沒有整合兩種歷史記憶。惟此種以台灣歷史記憶為集體記憶已經有十多年，30歲以下的國民亦因生活成長在斯土，自然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依歸。
那麼馬英九執政後，政府如何詮釋斯土斯民歷史？回到戒嚴時期的中國歷史記憶？或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主？目前尚不清楚。惟合理的作法係整合兩種歷史記憶，而面對越來越多的中生代及新生代國民，卻須以台灣歷史記憶為主。
處理時不可大意
歷史的詮釋權掌握在當代者手中，在威權或獨裁時代，少數統治者自己即可壟斷此詮釋權，不顧多數民眾的感受，惟在民主時代裡，統治者不應以少數操縱此種詮釋權，而須經過各界的溝通與對話，反映客觀的需要而整合呈現，否則強行以政治權力決定歷史的詮釋，將會造成不利的後果。陳水扁總統處理中正紀念堂及歷史教科書等，備受批評，馬英九未來的作法是否也引來民怨？新政府不應掉以輕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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